周一早上的清醒时刻
如我在之前的几篇文章中反复强调过的那样，认为大清洗终结于1938年初，实际上是一项源自苏修间谍的历史创意。那些潜伏在我国却异常热爱苏联的间谍们，面对无法否认的“大清洗存在”这一事实，他们不再辩解“大清洗不存在”或“大清洗其实是好的”，也无法再搬出“美国也有大清洗”的说辞。于是，他们就开始把大清洗与叶若夫（Yezhov）的名字绑在一起，称之为“叶若夫大清洗”（Yezhovshina），并尝试将其归咎于叶若夫这个个体，标榜斯大林为“慈父”，宣扬“慈父是好人，坏的是叶若夫”。然而，这种说法忽视了一个关键事实——叶若夫早在1938年4月就已经失去了实权，甚至被处死（值得一提的是，布柳赫尔是在被钉入钢钉后自杀的）。在此之后，苏联高层发生了许多更加震撼的变故，其中包括但不限于：
- 卡尔·拉狄克：曾是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负责人，1936年苏联宪法的起草人，死于1938年5月；
展开剩余78%- 索科尔尼科夫：苏联财政人民委员（相当于财政部长），死于1939年5月；
- 斯坦尼斯瓦夫·科西尔：乌克兰第一书记、苏联副总理，死于1939年2月；
- 布柳赫尔：苏联元帅，死于1938年11月；
- 尼克莱·安提波夫：苏联副总理，死于1938年7月；……这些历史事件似乎在苏修间谍的叙述中被巧妙地遗忘了。
当然，大清洗并没有在1939年结束，也没有停留在1941年（那一年叶若夫和他的朋友戈罗谢金就被慈父清除）。实际上，直到斯大林去世前的1953年，这场清洗才彻底告终。而这最后一次的“大清洗”，就是1949年爆发的“列宁格勒事件”。
一、三角形稳定性的崩塌
二战结束后，尤其是在1946到1947年间苏联遭遇大饥荒并接受西方援助之后，斯大林的面目逐渐发生了变化。他的形象不再是“格鲁吉亚的伊凡雷帝”，而更多地被视为一个典型的老派帝国主义者。为了讨好西方舆论，苏联甚至在1947年废除了死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斯大林放下了对自己权力的深深忧虑。他依旧生活在“总有奸臣要害寡人”的恐惧中，担心人类会失去他的指导。慈父的这种焦虑心情并没有因为外部压力或国际形象而减轻，反而更加深沉——如果身边有“奸臣”，他们可能会更加助长这种不安。
二战后，斯大林之所以变得更加“文明”，主要是因为他在苏联高层建立了一个平衡的“三角形”。这个三角形通过三大派系的相互制衡，保障了他在苏联的统治地位。这三大派别分别是：
1. 老红军派：斯大林的老战友们，是他执行大清洗时最为忠实的盟友，包括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卡冈诺维奇和米高扬等人。布琼尼尤其特殊，他在基辅策马带领红军实施大规模屠杀后，依然被斯大林提拔为苏联农业委员会副委员，专门负责照顾他喜欢的“小马宝莉”们。可以说，这样的忠诚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2. 莫斯科派：在二战及其后的苏联中枢崛起的青壮派，包括马林科夫、贝利亚等，后来成为了苏共莫斯科第一书记的尼基塔·赫鲁晓夫也属于这个派系（尽管后来的他们会爆发严重的冲突，但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合作还算愉快）。
3. 列宁格勒派：凭借“死守列宁格勒”在二战中获得巨大声誉的另一派青壮派官员，他们战后大量被调往莫斯科担任重要职务。这个派别的关键人物包括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主席安德烈·日丹诺夫，1946年时担任副总理的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以及财政部长阿列克谢·柯西金等人。
在这三大派系中，斯大林对列宁格勒派的信任最为薄弱，原因有很多：
1. 列宁格勒是斯大林几乎从未涉足的地方，对其政治影响力相当有限。与此相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这两个斯大林的死敌，正是在列宁格勒拥有长期的工作经历，他们任命的地方领导班子即便在被清洗后，依然保持了一定的影响力。
2. “死守列宁格勒”虽然在二战中举世闻名，但这一声名更多是由列宁格勒当地的防御作战赢得的，和斯大林没有太大关系。
3. 在个人情感上，斯大林对列宁格勒这座城市并没有太多好感。列宁格勒虽然名字里有“列宁”，但它的旧名圣彼得堡作为俄罗斯帝国的旧都，充满了浓厚的白俄情怀。这座城市在斯大林的心中，几乎是带有负面情绪的。
二、“总有奸臣要害您”——列宁格勒事件的爆发
传统西方学者认为列宁格勒事件是一场斯大林基于“总有奸臣要害朕”的恐惧而发动的主动清洗。然而，随着俄罗斯对苏联档案的解密，列宁格勒事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逐渐从“总有奸臣要害朕”变成了“总有奸臣要害您”。这场事件中，斯大林无疑发挥了核心作用，但也有许多“奸臣”的作用不可忽视。
这些“奸臣”们，主要来自莫斯科派，包括马林科夫、贝利亚，后来赫鲁晓夫也加入其中。莫斯科派认为，苏联是属于斯大林的，但最终应该属于莫斯科派的，他们坚信列宁格勒派必须被铲除。列宁格勒派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二战中积累的国际声誉，使其成为苏联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这对莫斯科派而言是一种威胁。为了防止圣彼得堡的“白俄残余”再度崛起，他们认为必须在斯大林的指示下，彻底清除列宁格勒派。
1949年1月，列宁格勒第一书记彼得·波普科夫在支持者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的支持下，组织了一场贸易博览会，旨在促进战后经济恢复并为战后因饥荒和列宁格勒围城所困的民众提供补给。然而，这一行动立刻招致了马林科夫主导的苏联部长会议的强烈反击。
随后，苏共中央联合发布了指控，称列宁格勒当局企图利用国家预算发展本地商业，甚至指控他们与英国情报部门有联系，并在滥用公共资金方面进行了严重的行为。这一切的背后，莫斯科派的权力斗争和斯大林的恐惧心态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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